系秦腔演变而成。秦腔进入四川，约在明末清初。据清 · 沈荀蔚《蜀难叙略》记载，顺治十六年，张献忠部将高承恩与杨国明在嘉定（今乐山）相聚时 “ 奏女乐演传奇，以侑酒 ” 。另据吴珍奇在《昭化县志》中载，顺康年间，在昭化、中江一带已有完整的戏曲演出。其生旦净丑，刀戟剑棒，无所不奇。当地人说此乃秦腔，也实为可能。因昭化古名 “ 葭萌关 ” ，是秦地入川要冲，此时，陕班来川演出秦腔，实为常事。秦腔在四川流传的记载，尤以康熙五十一年，曾任绵竹县令的陆箕永所作竹枝词，最为有力。他在《绵竹竹枝词》中记道：“山村社戏赛神幢，铁板檀槽柘作梆，一派秦声浑不断，有时低云说吹腔。 ” 同时，他还记载了对弹戏的接受过程。说，“ 俗尚乱谈（弹）于初见其颇骇，观久习之，反取其不通，是资笑谈也。”（《绵竹县志》卷三十二）雍正七年（1730）四川黄廷桂在一份中也提到四川的秦腔活动，如称： “ 驻藏銮仪使周瑛，抵藏之后，竟于川省兵丁中，择其能唱乱弹者，攒凑成班，各命分认角色，以藏布制成戏衣，不时装扮歌唱，以供笑乐。”而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江西巡抚郝拓在给乾隆奏折中也谈及，“秦腔，弋阳 …… 四川、云贵……皆所盛行。”与上述时间较早者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清庭用兵金川时，秦腔艺人张银花随军演出。秦腔注入四川，还由于川陕贸易往来，陕西会馆林立四川各地，如定晋岩樵叟在《成都竹枝词》中所述：“ 会馆虽多数陕西，西秦梆子响高低；观场人多坐板凳，炮响酬神散一齐。”同时，在什邡一带已秦腔戏班“ 庆华班 ”与“金贵班”，演出剧目有《白罗衫·贺喜》等，名令魏长生住成都东较场口，在寓蓉期间，曾全登台演出秦腔戏《汉贞烈》。

    系二黄与西皮腔的统称。《燕兰小谱》卷五载：“蜀伶新出琴腔，……其器不用笙笛，以胡琴为主，月琴应之，工尺咿唔如话 ” 可谓四川胡琴腔的明显注脚。胡琴腔约在乾隆年间，也已形成。生于乾隆年间的六对山人杨燮，在《锦城竹枝词》中注解说：“ 张士贤在上升班扮净，唱胡琴腔，一气可作数十折 ”，就是明证。


    本源于四川本土，在发展中出吸收了不少明清小曲，壮大自己。入清以来，随着酬神赛会、元宵等民间习俗，已发展常年演出。定晋岩樵叟在《成都竹枝词》中记道，“过罢元宵尚唱灯，胡琴拉的是淫声。《回门》《送妹》皆堪赏，一折广东人上京。”（嘉庆乙丑《成都竹枝词》）明显记述了灯调在乾嘉年间由乡镇进入城市，由千百年过节的群众活动，变为常年性演出的剧种了。


    以上各种声腔，虽在清初已有同台演出，各声腔也在与四川方言、土语、民间音乐、舞蹈和发俗的结合中，开始衍变。但是，尚未完全溶合。在乾嘉年间，基本上还是以独立的声腔剧种，从事演出活动，所谓“报赛演剧，大约西人用秦腔，南人用昆腔，楚人、土著多弋声，曰高腔 ”（嘉庆《汉洲志》）。戏班也自成体系。如昆腔有“舒颐班”，高腔有“庆华班”，秦腔有“庆华班”、“金贵班 ”，胡琴有“上升班”，灯班则在四川山乡广泛演出。

    在外来声腔合流中，由于各自流入四川的不同路线，逐渐形成了弹戏分布在大、小川北地区，高腔流布川中、川南，川昆、胡琴错落各地，川西则以丝弦较为“正宗”。所以有顺口溜说 “ 上坝丝弦、中坝腔，川北老儿唱恍恍。”。又由于师承沿袭、各地民俗方言的影响，使声腔音乐、剧目类型、表演技艺等方面，出现各自有别的风格特色。于是，于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形成了先唱丝弦后以高腔的上坝（川西坝）；以高腔为主的资阳河；以弹戏为主的川北河；和诸腔杂居的下川东各条河道。形成了历史著称的川剧“四条河道 ”。

    外地声腔的不断流入和外籍艺人来川授艺，以及 许多 教授各声腔剧种的科社建立，也推动了诸声腔的合流。如同治年间流入川北的陕西汉二簧，在南充建立专唱丝弦的庆泰班后，于光绪年末年陕班艺人于桂华科社授艺，梁天福、杨九梨、李顺来等陕班艺人，赴下川东搭班，致使重庆出现专唱胡琴的毕胜班、吉祥班，而建于四川各地的著名科社则有三字科社、臣字科社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吴弼臣在成都投资兴建第一个品茗看戏的“可园”。

    1911年，辛亥革命后，各戏班、剧团要求艺术革新的民主思想日益浓厚，于是杨素兰、康子林、肖楷臣、唐广林等人倡导下，各声腔剧种实行联合。并且，将原各自班社如长乐班、翠华班、彩华班、桂春班、怡乐班、太洪班、宴乐班等联合组成“三庆会”。并以杨素兰、康子林、肖楷臣、唐广林为正副会长。自此，昆、高、胡、弹、灯五腔共和的川剧，得到成熟和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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